近日，媒體在幾家法院采訪時，一些法官向媒體介紹，近年來遺產糾紛案件數量增速比較明顯，其中不少案件因為老人生前沒有遺囑，結果去世后子女為爭遺產，不顧血脈親情打官司。
媒體隨機問了10個朋友：“你現在會立遺囑嗎?”只有一個說會考慮遺囑的問題，其余人都回答沒考慮這個問題。“活著好好地，這玩意想這么早沒必要。”“等自己躺床上的時候再說。”等等。
沈陽市皇姑區人民法院民四庭法官孫鴻雁感覺，近年來，遺產繼承糾紛案件明顯增多了。沒有遺囑的，有遺囑卻不規范的，等等。在遺產糾紛中，主要是以房產糾紛為主。這與近年來房價不斷上漲有相當大的關系。
一位律師對媒體說，當家庭財產達到一定程度的時候，遺產糾紛看似一個家庭矛盾的問題，實際上已經是一個影響社會穩定的問題了。過去的房產不值多少錢，而如今，當一套房子價值幾十萬、上百萬、上千萬的時候，對一部分人來講，親情二字似乎已經不那么重要了。父母與子女，兄弟姐妹，因為遺產繼承問題相見于法庭已經不是什么新鮮事了。
在法官們看來，人們生前立遺囑，可以為活著的親人減少不少糾紛。但立遺囑這個話題在當下還不能對任何人都講。沈陽市皇姑區人民法院法官何穎認為，中國人不喜歡立遺囑是觀念的問題。在中國，人們喜歡聽的就是祝您身體健康，萬壽無疆、長命百歲。如果突然冒出遺囑兩個字，顯然在傳統意識里大煞風景，犯了大忌。遺囑是令很多人回避的東西。但是當真正發生遺產問題的時候，遺囑卻是無法回避的問題。
不立遺囑埋后患
有的時候我們會羨慕在外國電影、電視劇里看到律師拿著遺囑向當事人宣讀的情景。絕大部分人會遵從遺囑，少有遺產糾紛。而我們身邊，遺產問題的糾紛卻時有發生。
然而真的有人大聲提出來立遺囑，卻極容易招來一片聲討。不久前，中華遺囑庫負責人陳凱在接受媒體采訪的時候就說，“30多歲是立遺囑的最佳時間”，此言論一出，立刻引發了社會的關注。有的網友在留言中寫道：“30歲的時候手頭沒幾個錢，立了遺囑過幾年又發了，那不又得改，吃多了撐的吧?”“好吧，讓想死的先立。”“看這句話，我真想罵人。”
但事實告訴我們，沒有遺囑，繼承人們在法庭上對罵的幾率非常大。法院審理的很多遺產繼承糾紛案件，就是因為老人去世，沒有任何關于遺產的交待，而引發子女之間的繼承糾紛。
趙女士與鄭某是再婚夫妻，婚后沒有生育子女。老伴兒鄭某與前妻馮某育有三個兒子。馮某病逝后，鄭某與趙女士經人介紹并于1996年結婚，2013年鄭某因病去世。由于鄭某病逝很突然，并沒有留下遺囑，這家人就發生了遺產糾紛。
趙女士向法院提起訴訟，要求對鄭某名下兩處住房先析產再繼承，自己名下的一處房產不作為遺產參與繼承。同意依法給付其他繼承人房屋折價款。鄭某名下其他遺產依法繼承。
法庭上，一家人原來的友好氛圍不見了。三名被告是鄭某的三個兒子。三人辯稱，要求將位于西江街的房子由大兒子繼承所有，將坐落于怒江街的房子由三兒子繼承。現原告名下的房子由繼承人依法繼承。原告名下的12萬元存款由繼承人繼承。此案的辦案人孫鴻雁先是做雙方的調解工作，希望雙方能達成調解協議。但是，在錢的問題上，雙方非要爭個明白，調解無望。
法院審理查明，鄭某名下的兩處房產都是鄭某所在單位分給鄭某的，后來鄭某與單位簽訂了出售公有住房協議書并交納了購買產權款，購買產權時使用了鄭某前妻馮某的工齡。法官談及此案時說，法律規定公民均享有合法的繼承權，同一順位的繼承人繼承遺產的份額一般應當均等。本案中鄭某名下兩處爭議的房屋，房證下發的時間雖然是在趙女士和鄭某結婚后，但是簽訂出售公有住房協議書及交納購買產權款的時間是在趙女士與鄭某結婚前，所以這兩處住房應屬于鄭某的婚前個人財產。所以法院不會對趙女士要求析產的訴訟請求給予支持。
三被告要求繼承鄭某在趙女士名下住房所占的份額問題，法院認為，趙女士沒有提供有力的證據證明購買產權款系其女兒出資，因此鄭某在該房產權部分所占份額應作為遺產依法繼承。另外，根據法律規定，由一方婚前承租，婚后用共同財產購買的房屋，房屋權屬證書登記在一方名下的，屬于夫妻共同財產。分割時，應結合案件的具體情況，綜合考慮房屋的來源、房屋使用權價格等多方面進行裁決。所以，法院酌定鄭某在趙女士名下這套房子中占有部分份額。
關于12萬元的存款，法院查明其中2萬元給了鄭某孫子治病，10萬元給了鄭某治病。三名被告沒有提供有力證據證明還有余款在趙女士手里。所以法院對三被告要求繼承這筆錢款也不予支持。
法院判決位于西江街的那處住房由趙女士繼承所有。判決生效后一次性給付鄭某三個兒子房屋折價款各7萬元。位于怒江街的那處房屋由鄭某的大兒子繼承所有，大兒子給付趙女士房屋折價款4萬余元，給付另外兩個弟弟每人5萬余元。
而趙女士名下的房產由趙女士繼承所有，趙女士給付三被告房屋折價款5萬余元。
這起案件，由于房產多、購買方式復雜，所以案件處理比較復雜。審理這起案件的法官孫鴻雁說，如果鄭某在生前立好遺囑，那么就不會發生這樣復雜的繼承案件。
立遺囑有說道
被繼承人不立遺囑，其遺產繼承時發生糾紛的概率相當高。而法律對遺囑的訂立也是有規范要求的。有些人雖然留下了遺囑，但是由于遺囑訂立時，方式、程序不規范，也容易引起遺產繼承糾紛。遺產繼承案件絕大多數與房產繼承有關。下面這個案件也是涉及房產的繼承案件。
2014年3月，原告王某拿著母親的遺囑來到沈陽市皇姑區人民法院起訴他的4個兄弟姐妹，請求法院判令父母的一處房產由其繼承。被告王某的大姐辯稱王某照顧老人與事實不符，遺囑是捏造的，即使有遺囑，原告并沒有盡到贍養老人的承諾，遺囑也無效。王某的一位妹妹辯稱，遺囑不符合法律規定。母親從來沒說過要寫遺囑的事情。王某的小妹妹辯稱，王某所述的母親生前立遺囑的情況并不屬實，遺囑不符合代書遺囑的法定形式要件，當屬無效。原告訴狀所述的遺囑既不真實也不合法，所涉及房產是父母生前共有房產，應當由幾名子女依法繼承，其他被告也表示這份遺囑不符合法律規定，屬于無效的代書遺囑。
法院審理查明，王某的父親生前沒有留下遺囑，母親雖然留下一份代書遺囑，但庭審時，代書人及見證人出庭作證證明，遺囑書寫時，立遺囑人并未在場，遺囑內容是原告王某口述轉達的母親的意見，遺囑書寫人寫完一周后，王某的母親才在這份遺囑上簽字，且遺囑上沒有代書人及見證人簽字。該份遺囑無論形式要件還是實質要件均不符合法律規定代書遺囑成立條件。法院認為王某所留代書遺囑屬于無效遺囑。法院對原告王某的請求不予支持。王某父母留下的房產由所有繼承人繼承。法院判決二老遺留的房產歸原、被告按份額共有。
我國《繼承法》規定了遺囑公證是指公民生前對自己的財產作出安排，并經國家公證機關公證，于死亡時立即發生法律效力的法律行為，它是一種單方的法律行為。《繼承法》第十六條第二款規定“公民可以立遺囑將個人財產指定由法定繼承人中的一人或數人繼承。”根據《繼承法》第十七條的規定“公證遺囑由遺囑人經公證機關辦理”、第二十條的規定“自書、代書、錄音、口頭遺囑，不得撤銷、變更公證遺囑”。在法律規定的多種遺囑方式中，公證遺囑的效力最高。所以為了穩妥起見，人們對遺囑最好進行公證。這樣是對繼承人權益的最大保護。
周某夫婦有5個女兒，兩個人相繼在2012年2013年去世，二老生前有一處房屋，2013年夏天，周某來到遼寧省公證處進行了遺囑公證。遺囑的內容為：“周某，男，1934年出生，……我決定在我去世后，上述房產中屬于我的部分由我的長女一人繼承。”公證處出具了公證書。
2013年底，周某的小女兒將其他姐妹告上法院，要求繼承周某夫婦所遺留的房產。
法院認為，公民有權立遺囑處分自己的個人財產，公民私有財產的合法繼承權依法受法律保護。關于公證書的法律效力問題。該證書的內容是關于被繼承人去世后遺產的繼承問題，依據民事訴訟法和其相關規定，這份公證書屬于有效的公證文書。依據法律規定，自書、代書、錄音、口頭遺囑，不得撤銷、變更公證遺囑，故周某對于這處房屋所擁有的所有權份額部分依法應由其長女繼承。
此案中關于周某妻子所有的份額，原告周某的小女兒提供了一份母親留下的代書遺囑。見證人承認周妻的名字是周某握著周妻的手所簽。故法院認為此份代書遺囑存在瑕疵，對周妻所有的遺產份額應按法定繼承予以分割。
考慮到房屋居住狀況及繼承的份額，法院最終判決訴爭的房屋由周某長女繼承，長女給付其他繼承人對其母親遺產部分的房屋折價款各3萬元。
遺產公證因其效力最高，所以減少了繼承人的麻煩。法官孫鴻雁說，如果自書、代書遺囑等非公證遺囑，最好把立遺囑的過程通過錄音錄像等方式保存下來，提高遺囑的可信度。不過孫鴻雁說，考慮到效力問題，遺囑最好經過公證，這樣才穩妥。在她審理的案件中，一些當事人提供被繼承人立的遺囑時，有些遺囑甚至連日期、名字都沒有。孫鴻雁說，依法立遺囑很重要。
立遺囑體現責任感
在西方，立遺囑已十分普遍。人們不會因為聽到遺囑二字而發怒。其實，從一個人的遺囑里不僅可以看出他對家人、親朋的關心和愛護，甚至能看出他對國家、對社會的責任感。
陳凱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說，所謂風險意識就是有家庭，有一定的財產，這個時候一旦他們發生了意外死亡，他的家庭所承受的風險是更大的。從這個意義上來講，他們應該立遺囑。所謂責任意識是指通過立遺囑，來管理好自己的事物，并不是說考慮到自己怎么樣，而是考慮到自己所關心和愛的人，未來要怎么樣。立遺囑是一種管理意識。遺囑是一種管理的方式。在工作中接連不斷的會碰到這樣的案例。比如說我接觸的一個案例，去世的張先生其實有機會寫遺囑，但是因為觀念的問題，他自己也沒有考慮到，他身邊的人也沒有提醒他，等他去世了以后，在一些焦點問題上，家人處于不可調和的地步，通過艱苦的調解成功了，但是這種調解成功的背后，其實是沒有必要發生的一些痛苦。因為之前如果有遺囑，這些東西都可以不存在了。
媒體最近獲悉，大連擬建“遺囑庫”律師免費服務，大連市老齡辦主任張君玲介紹，近年來，財產繼承糾紛呈上升趨勢。但在現實生活中，普通公民對如何制作和執行遺囑存在不少認識盲區。大連市老齡辦正在醞釀建起一個公益性質的“遺囑庫”。律師將組成志愿者團隊，義務為老人服務。家屬可憑有效證件等來取遺囑。
這或許能帶動國人對遺囑觀念的轉變。立遺囑并不只是老年人的事，其他年齡段的人只要覺得有時機成熟或者有必要，也可盡早立個遺囑。法官孫鴻雁就對媒體說，她每次坐飛機前，都會寫下遺囑留給家人。寫遺囑并不是預示旅途不吉利，而是給家人一個交待，這是一份關心和責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