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人民共和國繼承法》第17條第2款規定：“自書遺囑由遺囑人親筆書寫，簽名，注明年、月、日。”實踐中對于未注明年、月、日的遺囑如何認定其效力仍是眾說紛紜，各級、各地法院的意見也不盡一致，有必要加以探討。
實踐中主要有以下幾種觀點：一、日期是繼承法規定的自書遺囑法定形式，因未寫日期導致形式不完備的自書遺囑無效；二、繼承法未規定未寫日期是認定自書遺囑無效的法定條件，一般公眾對遺囑形式的細節規定缺乏了解，未寫日期對自書遺囑的效力不產生影響，否則與公眾認知、情感相悖；三、繼承法既然規定了自書遺囑應當注明日期，則未注明日期的自書遺囑存在瑕疵，但為最大限度貫徹遺囑人意思，可以通過采用鑒定、舉證等其他方式予以補正；四、對于未注明日期的自書遺囑，存在多份遺囑時屬無效，反之有效。
專業人士同意第一種觀點。一、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繼承法〉若干問題的意見》第35條，即遺囑繼承部分開篇即規定：“繼承法實施前訂立的，形式上稍有欠缺的遺囑，如內容合法，又有充分證據證明確為遺囑人真實意思表示的，可以認定遺囑有效。”繼承法于1985年10月1日實施，依據繼承問題若干意見，僅在該法實施前可對形式瑕疵不大的遺囑進行事后補正，而對日期屬于遺囑形式要件的組成部分并無爭議。二、遺囑訂立系兼具人身、財產屬性的重大民事行為，其行為作成如同婚姻關系的成立，具有較一般民事行為更為嚴格的法定性、儀式性，目的在于督促當事人重視行為意義，便于法律為遺囑提供識別、保護以及實現對遺囑相關事實的記憶強化，因此，對于欠缺法定形式的遺囑，不能以適用于一般民事行為的意思解釋規則進行修正。三、從司法實踐來看，對于遺囑書寫先后順序的比對，在技術上要求較高，比對條件較為苛刻，對于遺囑訂立距離爭議發生時間較長、且多份遺囑之間間隔相對較短的情況，鑒定難度很大。
從域外經驗來看，德法日等國均在法律中規定自書遺囑應當書寫年、月、日，三國亦均認定未寫日期的自書遺囑在原則上無效，但又在一定程度上給予緩和與救濟。在德國、法國，均認可能夠以其他方式確認遺囑作成日期的，遺囑有效；同時，遺囑日期也被視為證明當事人具有民事行為能力的證明手段之一，在有其他證據能夠證明立遺囑人具有相關行為能力時，對遺囑日期的審查可不必過苛。在日本，判例認為，能夠通過遺囑上的其他內容推知立遺囑日期或誤寫日期的但可以證明真實日期的，遺囑有效。英美則均未規定日期系遺囑構成要件。
誠然，當前立遺囑人所立遺囑雖大多符合法定形式要件，但仍有不少存在形式瑕疵，專業人士認同嚴格適用繼承問題若干意見第35條有過苛之嫌。但是，法官的價值衡量空間與立法者是不同的，在法官作出判決的所有原因中，法律規定是具有排他性效力的原因。對于存在立法缺漏的法律問題，法官應當運用多種解釋方法，在兼顧法律精神與一般社會觀念的基礎上創造性地運用法律，以最大程度實現公平正義。
例如，在遺囑不符合特定法定遺囑形式要件的情況下，如果符合另一種遺囑形式，仍應認定其有效；即使遺囑因形式瑕疵而無效，其中包含的立遺囑人意思仍應受到尊重，在其他訴訟中如有需要的，無效遺囑可以作為確定真實意思的參考。
如果法律或司法解釋文義明白，規范意義明顯，對法律關系的調整已作出明確指引，法官即無權因理論或個人情感而忽視或選擇適用有關規范。
事實上，我國繼承法因實施時日已久，有很多條款目前已多有爭議，如繼承糾紛的訴訟時效問題。但無論如何，法律既是法官的矛也是法官的盾，依據法律規定行事是法官行為的最終依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