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某有一處某縣區房屋，屬拆遷范圍，為取得更多的拆遷安置補償款，黃某多次托人找拆遷審核員蔣某想法幫忙。在蔣某的授意下，黃某制作了假離婚證等分戶證明材料，交給蔣某操作。后蔣某以黃某“離異”妻子名義偽造了總額46萬余元的分戶拆遷補償安置協議，并加蓋自己掌握的審核章，交財務支付。在首批補償款10 萬元領出交給汪某持有后不久，蔣某的行為暴露，剩余款項未能取得。
【分歧】
對于本案征地拆遷過程中，職務犯罪主體與一般主體內外勾結騙取補償款如何定性，存在兩種不同觀點。
第一種觀點認為，蔣某、黃某的行為構成貪污罪。理由是：兩人相互勾結，利用其中一人拆遷審核的職務便利，偽造離婚分戶獲得補償款的證明材料，共同騙取公共財物，應構成貪污罪共犯。
第二種觀點認為，蔣某在明知黃某提供虛假證明文件，仍利用職權幫助騙取拆遷款，與黃某構成濫用職權共犯。但本案兩被告人實際只取得10萬余元，按標準不應屬于追訴范圍。
【評析】
筆者贊同第一種觀點。理由如下:
首先，理論上共犯的構成不是單個共犯人構成要件的簡單相加，而是單個共犯的復雜組合。就幫助、教唆或者組織形態而言，只有實質上具有侵害法益的直接、現實的危險性，才符合構成要件的實行行為。本案蔣某幫助黃某取得法外利益，是通過自身公職職務便利的實行行為來實現的，在共犯中起決定因素，制約影響黃某的定性，即黃某也要承擔貪污實行行為的全部刑事責任。目前，共犯的從屬性在理論上已經占主導地位。
其次，從現實的可能性(主客觀一致)來看，無身份者不但可教唆、幫助真正有身份者實行犯罪，而且還可利用有身份者共同實行真正身份犯行為。根據刑法主客觀一致認定共犯的定義，不同身份者整體行為與危害結果間存在必然聯系，應為同一犯罪、性質相同。將黃某單獨定罪的觀念，片面強調客觀行為，割裂主觀要件，破壞了主客觀一致的定罪原則。
再次，從法律規定上看，刑法第382條第3款“與前兩款所列人員勾結，伙同貪污的，以共犯論處。”最高法院《關于審理貪污、職務侵占案件如何認定共同犯罪幾個問題的解釋》第1條規定:“行為人與國家工作人員勾結，利用國家工作人員的職務便利，共同侵吞、竊取、騙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財物的，以貪污罪共犯論處。”本案蔣某、黃某應構成貪污罪共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