遺產繼承，特別是家事婚姻繼承，關乎每個家庭，進而影響甚至決定社會和諧、家庭結構的穩定性和對法律權威的信任。如何維系社會家庭關系的穩定，同時又能讓當事人實現選擇的自由，基于自己對于各項成本和心里感情的衡量，進行自由選擇公證或訴訟，讓繼承人能夠選擇，愿意選擇，最終可以順利地繼承到遺產，有效地保護私權，無疑值得學界和實務界繼續深入探討
2015年，繼承法頒布實施30年。而新年伊始，一場遺產繼承權公證制度存廢之爭突然爆發并不斷升級，尤其是針對房產繼承公證，引發了激烈的探討。
說到繼承這個話題，對于老百姓來講，無疑是一個事關切身利益的民生問題。怎么樣才能省錢省時間將遺產順利繼承是其核心利益。尤其是由于近十年來房價一路飆升，使得眼下房產成為遺產繼承中的“大頭”，但在生活中想順利繼承房產完成過戶手續并不便捷，房屋登記機關往往要求以繼承公證或法院判決作為證明材料才給予過戶。由此，繼承人要么需要負擔一筆公證費用，要么訴至法院打官司，否則無法順利繼承到房產。
那么，從我國法治建設的未來來講，繼承權順利實現的法律體系究竟該如何建設？應該設立起何種方便快捷又安全可靠的繼承路徑呢？媒體就此采訪了幾位資深業者與專家學者。
最高院公報案例引發大討論
說起這場房產遺囑公證大討論，就不得不提起一則最高法院公報案例，即《最高人民法院公報2014年第8期:陳愛華訴南京市江寧區住房和城鄉建設局不履行房屋登記法定職責案》。此前房產部門在辦理繼承或遺贈房屋產權登記過程中，除非當事人持有經過公證的遺囑，否則通常會要求當事人辦理“遺囑繼承權公證”，不然不給辦理房屋產權登記。該規則的依據是1991年《司法部建設部關于房產登記管理中加強公證的聯合通知》的規定。
而在此案中法院認為，《聯合通知》是由司法部和建設部聯合發布的政府性規范文件，不屬于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或規章的范疇，其規范的內容不得與物權法、繼承法、房屋登記辦法等法律法規相抵觸。行政機關行使行政職能時必須符合法律規定，行使法律賦予的行政權力，其不能在有關法律法規規定之外創設新的權力來限制或剝奪行政相對人的合法權利。因此，房屋登記機構不得強制要求辦理公證文書后才予以變更登記。
有分析人士指出，此案打破了繼承程序中的“公證先行”的慣例，為繼承人簡化了繼承程序，更可能節省了不菲的繼承費用。基于其公報案例的地位，此案的判決對現有繼承程序產生深遠影響。
那么，我國的“公證先行”是如何形成的呢？據北京公證協會會長、北京市長安公證處主任周某某介紹，新中國60多年的公證實踐，一直貫穿前繼承公證的辦理。從解放前依據蘇聯民法，到上世紀60年代對股權繼承最高法批復，到80年代中國人民銀行對銀行存款的規定，再到司法部建設部的聯合通知都對公證繼承辦理作出了規定。公證法明確規定繼承是公證業務。“可以說，遺產繼承制度的變化，除了宗嗣繼承制度的崩潰、鄉土社會向市民社會轉變、熟人社會向陌生人社會轉變等社會原因之外，還有著深刻的政治因素和經濟原因。作為一種社會治理的手段，其可以防范家庭責任轉嫁成社會責任和國家責任；此外，還能防止政出多門和行政濫權。而且在倫理變遷和矛盾增多的情況下，公證繼承可以更為效率地實現財富傳承和利用。”周某某說。
“無論是遺產法院還是公證人來處理非訟遺產繼承，必要的手續和程序都是不可或缺的，這是對繼承法律關系的確認，是維護社會基本秩序的部分，不能兒戲。”周某某呼吁建立繼承法下的繼承證書制度。她認為，“必須要有一種程序、一種制度來規范、引導和實現非訟遺產繼承，這個程序就是非訟程序法也叫非訟事件法(非訟程序法沒有獨立的程序法典，是和非訟事件法合一的，屬于實體法與程序法合一的規范)，這個制度就是繼承法下的繼承證書制度。”
公證處“軟性拒絕”在于制度缺失
除了這則案例，引發此次大討論的另一個重要原因，還源于現實中公證處“軟性拒絕”的存在。
“目前在我國辦理繼承權公證的困難在于，有時候公證處要求出具的某些證明文件，繼承人難以提供。”北京市中凱律師事務所高級合伙人，中華遺囑庫管理委員會主任陳某指出，比如，有一家母親去世了，兒女在有遺囑的情況下去做繼承公證。按照公證處的要求，母親去世后父親沒有再婚要證明，父親履歷里兒女名字有錯也要證明，還要爺爺奶奶的去世證明。如果這個家庭背景很復雜，公證處是不敢做(公證)的。遇到父母更名、子女更名，房地產地址變化等問題都很難證明。此種情況下，繼承人就會被要求去找各種證據，找不到證明就無法進行公證。由于設置了很多苛刻條件，這種情形一般也被稱作是公證處在做一種“軟性拒絕”。
陳某認為，如果建立起房管局對接專業機構，比如公證處、律師事務所、遺囑庫等的模式，規定只要遺囑是合法的，繼承人應該拿著遺囑到房管局直接過戶；或者是到公證處，只要查明沒有站不住腳的理由，就應該確認。房管局認可后發一個公告或通知，如果其他人有異議，就去法院訴訟，如果沒有異議，公告期到了就過戶，這樣比較合理。
媒體采訪中發現，陳某所說的“軟性拒絕”這種情況全國范圍內都或多或少有所存在。而公證處之所以會有這種“軟拒絕”，實際上也是頗有無奈。
據周某某介紹，兩個原因造成遺產繼承公證的繁瑣。一方面繼承法律關系的確認需要對主體、客體等進行審查和確認，但我國的身份登記和財富登記的分散性決定了搜尋這些材料的繁瑣；另一方面，非訟繼承是采取職權主義而不是當事人主義，如果公證機構能夠順利取證，當事人就無需如此麻煩。而且，因為公證出具的結論是認定性的，也就是說依據公證書做出的行政行為如果錯了，公證處就要承擔相應的民事賠償責任，所以實踐中，公證機構這種“軟拒絕”現象自然不可避免。
另據了解，由于在大陸法系的德國法國等一些國家，都有嚴格的登記制度，每個人的登記事項非常詳盡，此外還有很完備的公示制度，各種信息公證員在網絡上都可以看到。但因為很多制度我們前期并沒有建立，目前各個單位的信息都只是保存在各自的系統里，沒有建立國家層面的統一系統，這也會導致辦理過程麻煩。
遺產繼承這件事本來就很復雜
“繼承人在填親屬關系的時候，經常都不填父母和前配偶的子女。我們一年里總會發現有二十個左右的繼承主張，遺漏了合法繼承人。”北京市方正公證處主任、北京市公證協會監事長王某某對網上流傳的獨生子女繼承難這個說法覺得很費解，在他看來，人們覺得繼承難，是對這件事情的復雜程度缺乏認識，繼承本來就是一件復雜的事。
“我國法律規定，父母、配偶、子女，都是第一順位的合法繼承人。你是獨生子女沒有問題，但被繼承人的父母是不是還活著？配偶是不是還在？這些我們都要核查。法律沒有規定遺產只由獨生子女繼承，而且繼承人是不是獨生子女也需要認定。”王某某說。
北京東方公證處公證員宮某的職業生涯并不算長，2014年2月才正式開始。但是對于遺產界定以及獨生子女界定的復雜性，她卻有著深刻的感受，幾件她接觸到的案例讓她記憶猶新。在一個案子中，當事人確實是獨生子女，對只有一個繼承人的認定也很簡單，但卻很難認定遺產的范圍，因為他的父母在他幼年的時候就離婚了，當時是80年代，兩人又是調解離婚，辦理的手續雖然比較符合當時的歷史背景，但卻沒有涉及房產的財產分割，如何認定遺產也就成為難題。還有個案例中，當事人有獨生子女證，經核實也是真實的，并且當事人還能提供父親提交給組織的自己只有一個孩子的證明，該證明是被繼承人檔案中存放的，但實際上，后來經過仔細審查，發現當事人其實還有個親哥哥。“由此可以看出，在實踐中，遺產公證中，哪怕只有一個繼承人，未必就沒有復雜性。”宮某說。
王某某進一步解釋說，公證員就是要對遺產標的，誰是合法繼承人，他們的權利是什么，他們是否行使這些權利等等一系列問題進行核查；所以，公證員必須去核查被繼承人的人事檔案——即便是這樣，也避免不了被繼承人在婚外有私生子女，而對非婚生子女的審查非常困難。“其實在實際操作中，如果被繼承人父母能夠推算到一百二十歲以上，通常我們就自己認定了，不需要死亡證明；而且也不是非要死亡證明，還可以用墓碑照片、火化證等證據來證明。這種‘難’覺得受不了，其實反映出的是法治觀念的一種缺乏。”
在總結實踐經驗的基礎上，王某某呼吁，建立法定的公證公示制度，即由公證處在合適的媒體上發布相應的公告，有人要主張權利，就在期限內到公證處來舉證，“這才符合法律精神。”
新方式成本和效果如何尚難料
繼承是一種法律制度。目前的分工是:沒有糾紛的繼承由公證處辦理，有糾紛的繼承由法院辦理。如果要舍棄公證繼承這一繼承的途徑，無疑就要建立新的一種制度設計，而建立新的制度設計要考慮社會成本付出是否合理，是否對所有納稅人公平，能否避免公證繼承難的問題。
王某某則指出，新制度的建立可能會增加社會成本，比如要增加相應的公務員等，這樣一來，利用國家稅款來滿足部分人的利益的合理性，無疑值得商榷。要防止新制度的建立增加社會公民的負擔。此外，繼承登記如果存在錯誤，繼承人獲得的救濟賠償，而在登記機關的國家賠償肯定要比公證處的民事賠償要少得多，選用其他專業機構處理繼承的制度，繼承人付出的費用也未必一定比公證費低。還有一個問題則涉及到上位法的修改，即物權法賦予登記機關的是“形式審查權”，而非“實質審查權”，如果想要登記機關來做審查，則需要修改物權法獲得上位法的支撐。
北京市李某某認為，要正確理解不動產繼承變更登記中人民法院、公證機關和行政登記機關三者的定位，應構建小法院大公證大行政的審查機制。而不動產登記暫行條例實施細則的制定中，也應本著便捷原則，授權行政機關自行審查獨生子女繼承中涉及的房產變更登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