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3月31日晚，李征琴因認為施某某撒謊而對其進行抽打，造成施某某體表150余處挫傷，經司法鑒定構成輕傷一級。此事被網絡曝光后，輿論大嘩，司法也迅速介入。去年9月30日，南京市浦口區法院認定李征琴故意傷害罪名成立，判處有期徒刑六個月。
官司總有結案日，而生活還要繼續。被虐兒童施某某哭著抱住養母，其生母甚至給施虐者下跪自責，這背后的價值沖突與道德紛爭很難用三言兩語說清。孩子還小，不能理解法律對家暴的介入尺度，實屬正常。在施某某生母眼里，李征琴的出刑入罪究竟是罪有應得，還是莫大的委屈，也只有她知道。
自3月1日反家庭暴力法正式實施十多天來，各界關注的家暴個案多聚焦在夫妻間的暴力。現實生活中，家暴不僅發生在夫妻之間，也發生在父母與子女之間。在家庭為社會基本細胞的中國，較之個體更為獨立的西方社會來說，反家暴更為迫切，也更為復雜。父母虐待未成年子女，子女虐待年邁的父母，在一些法治成熟國家，有剝奪監護權這種常見的救濟方式。但在中國，監護權的剝奪是個并不容易作出的決定。
所以，當有專家提出“怎能讓受虐兒童與施虐者繼續生活?這豈非重新送羊入虎口?”時，可能在懲戒加害人和有效保護受害人方面是有道理的，但這種理想層面的“合理”往往不敵實際操作中的“合理”。就算馬上修法，大幅擴寬剝奪監護權的適用范圍又怎樣?
剝奪監護權的可行性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新的監護人較之虐童者更有助于兒童的成長及其合法權益的保護。也只有當剝奪了虐童者的監護權之后，還有充分的社會監護和國家監護兜底，這一國際通行的反家暴懲戒措施才可能成為司法的常態。
對反家暴，我們還需要更多的耐心和更多的制度推進。南京“虐童案”是一個標本，它讓眾多圍觀者看到了司法介入家暴的積極效果，在一定程度上破除了司法無用論;它也讓眾多圍觀者看到了司法介入家暴的種種局限，從另一個視角提醒了我們也應警惕司法萬能論。司法的能與不能，在于介入的尺度，也在于配套制度的跟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