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4月28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了修正案。修正后的婚姻法第三十二條第二款規定：“人民法院審理離婚案件，應當進行調解;如感情確已破裂，調解無效，應準予離婚。”這與修正前的婚姻法相應條文完全相符，但增加了第三款，即：
“有下列情形之一，調解無效的，應準予離婚：
(一)或有配偶者與他人同居的;
(二)實施或虐待、遺棄家庭成員的;
(三)有賭博、吸毒等惡習屢教不改的;
(四)因感情不和分居滿二年的;
(五)其他導致夫妻感情破裂的情形。”
此外，還在增加的第四款中，作出因“一方被宣告失蹤，另一方提出離婚訴訟的，應準予離婚”的規定。
上述情況表明，判決離婚與否的法定標準完全沒有修改;只是立法例上，從單一的概括規定，改為概括與例示相結合的規定。這樣的規定應當肯定，它是現行婚姻法施行20年來經驗的總結，完全滿足了審判人員關于加強可操作性的正當要求。
經過對修正后的婚姻法條文的研讀，我們不難發現，立法機關在廣泛征求社會各界意見的基礎上，仍堅持以感情破裂作為判決離婚的惟一法定標準的態度，是嚴肅認真、堅定不移的。這不僅表現在法律條文上，前后一致，未有一字之差;而且列舉的五項情形，也都是基于“感情確已破裂”的標準而列舉的。至于有關“失蹤”的特別規定，那是因為作為感情載體的一方都消失了，準予另一方提出離婚的訴求，自屬情理之中。
一、與持不同意見者商榷
婚姻法修正草案公布前后，不同意“感情確已破裂”的法定標準的人似較廣泛：全國人大常委成員中有，婚姻法學專家中有，包括法官在內的司法工作者中更不在少數。發表不同意見的人的所持理由，在報紙、雜志和書籍中均屢見不鮮，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給人印象似已形成多數意見。
在各種不同意見中，最具代表性又最為集中的論點，主要有三：1.“感情”不是法律調整的對象;2.感情破裂概括不了離婚的全部現象;3.給司法機關執法帶來困難(見吉林出版社出版的《走向21世紀的中國婚姻家庭》書中的《離婚立法新探》一文。此書曾早在1995年12月即已出版，但迄今見到的有關意見，基本沒有超越這些論點的范圍)。應當說，這些論點有其理論上和事實上的某些依據，但如認真研究，具體分析，值得商榷的地方也是顯然存在的。
首先，關于感情不是法律調整對象的問題。
為了弄清這個問題，有兩方面的疑團需要解開。
一方面，堅持以感情確已破裂為判離的標準，是否就是把感情作為婚姻法的調整對象?事實上，這個標準僅“是指離婚的標準，是離婚的實體性規定，不是離婚法調整的社會關系本身”。離婚標準是一種尺度，一個工具，用以檢查、衡量某一特定的的現狀是否完好無損。衡量的尺度、工具是一回事，被衡量的婚姻關系又是另一回事?；橐龇ㄔ谶@里所調整的對象，仍是作為一種社會關系的婚姻關系;對存在婚姻關系的雙方的感情，并未有對其進行調整的規定。
另一方面，退一步說，即或以感情確已破裂為離婚的標準與社會學和心理學范疇“有染”，是否就一定不能見容于修正后的婚姻法呢?法學與社會學、心理學等其他學科就應當絕緣呢?毫無疑義，感情，尤其夫妻間的情愛雖然有其重要的心理成分，但怎能因此在法律中就沒有立足之地!這正如有的學者所說：“如果對主觀的東西，法律均不做規范，民法上就無過錯原則，刑法上也就無犯罪構成的主觀要件，這豈不是民事行為和犯罪行為都不存在了嗎?”再說，現代學術思想領域里多種學科的互相交叉和滲透，已屬時尚潮流。法學領域中不也是有社會學法學派、心理學法學派的存在和分野嗎?婚姻法學也應隨著歷史的前進而不斷發展，豈能與其他學科森嚴壁壘而故步自封。
其次，關于感情破裂概括不了離婚的全部現象的問題。
弄清這一問題的關鍵，在于正確區分現象和本質的關系。
我們知道，本質和現象的關系是對立的統一。本質是事物的根本特征，是同類現象中一般的或共同的東西;現象是事物本質的外部表現，是局部的，或是個別的。從大千世界的紛繁萬變的社會現象中，不難看出，本質比現象深刻、單純，現象則比本質豐富、生動。但須認識到：不同現象可以具有共同的本質，同一本質可以表現為千差萬別的現象。
離婚是一種復雜的社會現象，如同上述文章的作者所說，它“受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習俗的和當事人的健康狀況等因素的影響和制約”。誘發離婚的原因確屬如此，但這些都是種種現象，不是事情的本質。從離婚的現象看，形成的原因很多，但深入探究它的本質卻是共同的，那就是感情確已破裂一條。如果夫妻雙方感情尚未破裂，雖然存在上面各種因素的影響和制約，也不會走上法庭打離婚官司的。
文章作者還把離婚原因分為兩類，“既有主觀原因，又有客觀原因”。認定“感情破裂只反映離婚問題的主觀原因，不反映引起離婚的客觀原因”。這樣把感情破裂的本質和種種原因的現象相提并論，也是不科學的，不利于弄清楚離婚案件的基本事實。感情破裂是客觀事實。審判人員辦理離婚案件，既要查清雙方當事人離婚的主客觀原因，更要正確把握雙方感情是否確已破裂這一客觀事實，從而依法作出準予離婚或不準予離婚的判決。
再次，關于給司法機關帶來困難的問題。
法院辦任何復雜的案子都會碰上困難，問題是如何去克服這些困難。
有不少人包括一些法官提出，“感情是一個人的主觀心理態度，是個人的內心感受，具有抽象性、主觀性和可變性，它的可視性和可把握性都是極差的，法官難以識別和判認”。有的人甚至認為認識這個問題之難，“就是組織心理專家對夫妻雙方進行心理分析，也不一定能得出準確的感情確已破裂的結論，因為心理上的原因太復雜了，而且心理受客觀條件影響的因素也太多了”。
應當承認，正確判斷雙方當事人的感情是否確已破裂，是一個難以解決的問題，但卻未必是根本無法解決的問題。試問，全國各級法院(主要是各地基層法院)多年以來，判決的離婚案件數當以百萬計，何曾發現多少“冤假錯案”?何曾產生多少上訴和申訴案件?這都是有統計數字可查、有目共睹的歷史事實，我們何必妄自菲薄!
辦理離婚案件需要請心理專家進行司法鑒定的事，似乎還沒聽說過。他們在鑒定(如果有必要請他們的話)中能否得出準確的感情確已破裂的結論，那是他們的事;但我們做法官的人，應當是有能力、有責任得出準確的感情破裂與否的結論的。因為，這是審判機關的法定地位、審判工作的實際需要以及法官嚴肅執法的神圣使命所決定的。
法官絕不能因案件事實中涉及到“抽象性、主觀性和可變性”望而卻步，那應當是如何認識特定事實的規律性的問題;人民滿意的法官更不會單憑“可視性和可把握性”來辦案子，那是如何提高自身素質，求得透過現象看準本質的問題。
克服困難的辦法總是有的。世間上任何復雜的事物，總是可以被認識的。不過，認識這樣的事物，需要有一個艱苦求索的過程。要有信心，也要下苦功夫，對具體問題進行具體分析。法官的職業，本來難得輕松。
二、現行離婚標準顯示了中國特色
修正后的婚姻法仍然保留感情破裂的法定離婚標準，主要的依據恐怕是這個標準真實體現了婚姻的本質。
1999年10月，在江西吉安召開的中國法學會婚姻法學研究會的年會暨婚姻法修改研討會上，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彭珮云在講話中強調，要使修改后的婚姻法，“成為一部具有中國特色和時代精神的新的調整婚姻的法律”。她在肯定了現行婚姻法所起歷史的重要作用之后，特別明確指出，“以愛情為基礎的自主婚姻和男女平等、文明和睦的家庭已成為當代中國婚姻家庭的主流”。
在我國總的說來，婚姻的成立，源出于感情;夫妻的離異，歸咎于感情。感情是婚姻不可易移的基礎。就連不同意這個法定標準的人，也未見對此持有異議，而是明確承認感情是婚姻的基礎。這里所說的基礎，正好一語道破婚姻的本質所在。
當然，婚姻關系也是人類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并同社會形態的嬗變而發展變化的。以感情為基礎的婚姻，是社會主義制度的必然產物，也只有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才能顯現其優越性。包括實質上以感情為基礎的，在婚姻法總則中所規定的婚姻關系，理應在社會主義社會中成為引導的方向，并逐步變成普遍的現實。誠然，我國今天和今后一段時期，仍處于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但須肯定，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也是社會主義，開始具有社會主義的基本特質。我們應當清楚地看到這個社會現實，理直氣壯地面對這個現實，并把婚姻法中的這些社會主義原則貫徹到審判實踐中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