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情
陳某與張某2004年登記結婚。2007年8月，經雙方合意，決定以夫妻共同財產400萬出資，與他人組建一家電子科技有限責任公司，對應持有該公司30%的股份，股權登記在陳某名下。2010年9月，張某以夫妻感情破裂為由，向法院提起離婚訴訟，請求判決離婚，并分割夫妻共同財產。
法院審理過程中，雙方對感情破裂事實沒有異議，均同意離婚，但就以陳某名義在電子科技公司持有的30%股權分割卻爭執不下。張某認為，陳某持有的公司股份系夫妻共同財產出資，出資行為也系夫妻共同意思表示，故張某為事實上的隱名股東，其應享有陳某名下一半股份，故請求對股份進行分割。但陳某認為，直接分割公司股份有違有限責任公司的人合屬性，且不利于公司生產經營;張某享有的并非其名下30%的股份，而是股份背后的財產利益，故僅愿意以30%股份對應的價款作為夫妻共同財產進行分割。
分析
一、傳統婚姻法路徑選擇之缺憾
隨著我國資本市場的繁榮與發展，夫妻雙方以共同財產入股投資經營公司的情況日趨普遍。婚姻紐帶一旦斷裂，股權分割問題便變得棘手而尖銳。審理此類糾紛若僅限于婚姻法視角，尚迷霧重重。
(一)婚姻法未對夫妻共有股權分割作出明確釋義
在傳統概念之中，夫妻共同財產大多指向于工資、獎金、車房、住房公積金等，而對夫妻共有股權的財產形態，立法未明確作出解釋。所謂“法律一經制定便已落后于時代”，想來在婚姻法立法當時的語境中，夫妻共同財產的類型尚較單一，涉及股權爭議的糾紛亦非普遍。對于離婚時股權分割的處理，立法的留白顯然已無法適應財產多元化發展的趨勢，也使法官在類案審理中缺少了據以引用的具體規則。
(二)適用司法解釋的前提條件難以成就
應是鑒于上述等因素的考量，關于夫妻共有股權的分割事宜，后被《婚姻法司法解釋(二)》納入規范。據闡釋，以夫妻共同財產出資，僅登記在一方名義下時，出資額的分配存在兩種情形。[1]這一解釋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立法漏洞與空白，也在婚姻法與公司法之間努力尋求平衡。但該條解釋的適用有一個前提，即夫妻雙方必須就出資額轉讓份額、轉讓價格等關鍵性事宜達成共識、協商一致。然實踐中，訴至法院的離婚糾紛，多見于夫妻雙方信任基石破裂、財產關系糾纏不清、權屬認定各執一詞的情形。由此，夫妻雙方協商一致的前置條件，于現實中導致該條款束之高閣、成為一紙空文，這在很大程度上也壓縮了解釋適用的空間。
(三)無法滿足股東配偶方對未來可期待利益的追求
現實之中這類糾紛一旦訴至法院，不論是基于對法條的恪守、囿于有限責任公司人合性的考量、還是其他審判繁瑣程度的顧慮，大多數法院會在夫妻雙方就出資額轉讓事宜不能協商一致的情況下，淡化股東配偶對分割股權的訴求，直接轉向將股權評估折價后進行分割補償。這種“一刀切”式的處理方式，雖然能最大限度維持公司現有的平衡，但卻忽視了股東配偶方強烈的權利訴求。而隨著市場觀念、股權意識的增強，財產分割中，越來越多的股東配偶所看重的，已不再是一次性的股權財產的折價補償，而是長期的、可持續的公司未來收益的可期待利潤。
于是，夫妻雙方在股權分割協議未果的情況下，處于離婚漩渦中的共同入股出資額該如何分割，成為了現實且突出的問題。
二、公司法視角下的另辟蹊徑
對此，有觀點跳出了婚姻法的困局，將視野投向公司法，引入了公司法中隱名出資人的概念，試用以隱名出資人的身份來為股東配偶爭取公司股東的權利。
這種思路的拓展，基本架構是以夫妻用其共同財產出資為基礎，出資行為為雙方合意，進而認為非配偶股東為事實上的公司出資人;且每年也以夫妻共同財產的形式在享受公司股東的紅利，但因其身份未被登記載入公示，故符合隱名的特性。繼而，這種基于夫妻身份而特殊隱名的出資人，其能否通過確認其隱名股東身份的路徑來實現其所期待的公司股東權利呢?
(一)股東的配偶出資的公司法解讀
1、隱名出資人的引入。從公司法的角度，任何人要持續性地獲取公司紅利，其身份所指即為公司股東。因為股東的分紅權，是基于其在公司的資格、按投入公司的資本額所享有的財產受益權。故為確保股東的權利，以及公司對外公示告知的義務，股東的名字及其出資證明會被載入名冊并登記備案。但現實中，資本運作的復雜化、對隱形利益的追逐、對禁止性規定的規避等因素，都現實地導致了雖實際出資認購公司股份，卻未在公司章程、股東名冊和工商登記記載的投資者存在，這類人法理上稱之為隱名股東，或更嚴謹地稱之為隱名出資人。
隱名出資人并非法條中術語，但它的現實存在并日趨多見，逐漸引起了理論界關注，并被《公司法司法解釋(三)》予以有條件承認。就一般情況論，隱名出資人在公司都會對應有其顯名的股東存在。綜合隱名出資人與顯名股東的關系，就對公司出資的情況，一般分為兩類：第一種情形，顯名股東并未實際出資，而是將隱名出資人的出資份額公示在其名下，即隱名出資人單獨出資;第二種情形，顯名股東雖實際出資，但公示在其名下的股權中有部分份額實際為隱名出資人出資，即二者共同出資。
2、股東配偶的隱名出資人身份。按上述理論，本案陳某以夫妻共同財產400萬出資，取得了電子科技公司30%的股份并登記在陳某名下。按照婚姻法的規定，在無特別約定的情況下，400萬的出資額應為夫妻共同財產，系陳某與張某共同共有。從公司法角度，因財產屬性問題，陳某出資行為實際是陳某與張某共同財產對公司的出資，故公示在陳某名下的股權中有部分出資額確為張某實際出資，符合上文第二種情形。由此，基于夫妻存續期間特殊的共同共有財產性質，股東配偶一方(如本案中的張某)在向公司出資的過程中，雖未將自己的出資身份對外公示，但其股東配偶一方(本案中的陳某)卻具有了類似于共同財產實際執行人的意義。換言之，從法律的邏輯可以演繹出，張某具有訟爭公司隱名出資人的身份。
(二)隱名出資人股東資格的認定
夫妻共同財產出資確定了股東配偶隱名出資人的身份，繼而要進一步探討的是，具有隱名出資事實的股東配偶，能否直接認定為公司股東?基于公司法對股東資格的認定依據、以及公司社團法律關系穩定性考慮，法律上，隱名出資人并不當然具有公司股東資格。那么具備何種要件時，隱名出資人可以具有股東資格呢?
我國現有法律框架中，隱名投資行為仍處于真空狀態，倒是司法機關在長期的糾紛磨合中初步形成了一套解決隱名出資問題的“指導性意見”，其主要體現在最高院的司法解釋意見稿[3]和部分地方高院制定的指導性司法文件[4]中。歸納其對隱名出資人股東資格的認定，包括以下四個要件：一是當事人雙方的共同意思表示。隱名投資關系中，隱名出資人與顯名股東間是否具有共同真實的意思表示是認定隱名出資人股東資格的第一步。二是公司及其股東對隱名出資人存在的知曉。公司及公司的其他股東知道或應當知道隱名出資人的出資情況。這實質是對公司自治的必要尊重，故在股東資格的認定上，司法應當充分考慮公司其他股東的意愿。三是隱名出資人實際行使股東權利的情況。隱名出資人事實上也在經常性地參與公司經營管理，并以股東身份行使全部或部分股東的權利。四是無其他違背法律法規禁止性規定的情形。
(三)對于隱名股東的立法隱憂
從上述要件不難看出，立法空缺的情況下司法面對現實需要所整合的隱名股東身份認可方案，執行起來還是相當嚴格。那么立法和司法環境中，對于隱名股東高度審慎甚至刻意回避的態度，又是基于何種考慮呢。
歸納起來，主要是基于兩個方面的考慮：一是隱名出資背后亂象叢生。隱名出資是現代市場發展與資本運作復雜化的產物，由于它能夠滿足部分主體特殊利益應而具有了存在的土壤和空間。當然這種“繁榮”的背后必然也摻雜諸多規避法律的逐利動因，如規避法律對投資領域的限制、規避國家對投資主體、有限公司股東人數的限制、規避法規對股權轉讓、準入政策的限制、借用他人身份套取優惠政策等等。此外，還有害怕“露富”等心理顧慮都誘使隱名股東的大量存在。而基于對這些現象的規制，法律都難以對隱名股東持積極、開放的態度。二是商事外觀主義的考量。交易安全的外觀主義原則歷來為各國立法普遍倡導，強調以交易當事人的行為外觀為準，從而認定行為產生的法律效果。故當公示于外的事實與事實的實際情形不符時，對于信賴該外觀事實而有所作為的人及利益應加以保護。而隱名出資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挑戰了傳統商法的基本價值追求，對隱名股東的肯定也將影響交易雙方基于外觀事實所產生的信賴，極易損害善意股東與第三人的利益，且不利于公司的登記管理。基于上述種種顧慮，導致了立法以及司法在隱名股東的問題上，慎之又慎。隱名股東的顯名化更是舉步維艱。
三、股東配偶的“股東化”審查
中國現實的法律語境中，隱名股東的顯名化并非易事。置之婚姻的場合，股東配偶要想通過此路徑來爭取其股東的權利，也充滿了變數。
根據上述四個要件，訴訟中，股東配偶一方要想獲得股東的身份，大前提是不存在任何非法規避等法律禁止性的行為，之后根據“誰主張誰舉證”的原則，其必須首先證明出資額系夫妻共同財產;其次出資入股的事宜是夫妻共同意思表示。換言之，以夫妻共同財產入股是股東配偶的真實意思表示。當然，基于夫妻的特殊身份關系，上述兩項證明內容并非難事，在此基礎上，我們基本可以確認該股東配偶是具備實質要件的隱名股東。當然，最重要的，股東配偶還必須證明其實際出資人的身份為公司其他股東所知曉，且實際上其也在以股東身份行使權利。應該說，如果出資人與公司其他出資人之間不存在任何的信賴關系，不為其他股東所認可和接受，也勢必會破壞公司賴以存續和發展的信用基礎。雖然這一點存在一定的舉證難度，但對于日常參與公司經營管理的股東配偶而言，也非不可能。而滿足了這一點，也可謂具備了隱名股東的形式特征。
綜上，當股東配偶證明其具備上述四要件時，應該說法律會確認其股東的身份，享受股東的部分權利。此處所言“部分”，其依據可見公司法第三十三條有關公司股東“未經登記或者變更登記的，不得對抗第三人”的規定，以及《公司法司法解釋(三)》第二十五條第三款[5]進一步表示，實際出資人要獲得顯名股東的地位，須經公司其他股東過半數同意。換言之，股東配偶在法律確認其股東資格后，要進一步實現其股東身份顯名化的主張，還必須尊重公司內部其他股東的意見，這也是基于有限公司人合性的特點，對隱名股東權利做出的適當限制。
當然，在筆者看來，若股東配偶已經具備了公司股東對其身份的認可后，其登記在冊的股東決議表示也有了充足的空間。
四、結語
亞當.斯密曾說，一種法律在初成立時，都有其環境上的需要，并且，使其合理的，亦只是這種環境。隨著夫妻共同財產占有社會財產的比重日趨增高，其內部的構成狀況也在急劇多元化的發展。同時，在公司現實的入資情況更趨復雜化、隱匿化的背景下，一個利益主體很可能身兼婚姻法公司法及其他部門法中的多重身份、涉及多重權利交織。
猶如本案，股東配偶一方，基于共同意思表示、共同財產出資、長期共享分紅收益的情況下，離婚時，想確認與之對應的股權，合乎情理、也未違法意。但婚姻法的語焉不詳使其權利主張較難實現，也無奈地造成了很多離婚糾紛中，經濟弱勢一方在財產分割中事實上的不平等。
上文從直接確認股東身份、隱名股東顯名化的角度來思考股東配偶獲取股東權利的路徑，雖然行進也很曲折，尤其在涉及公司人合性的形式審查時，股東的意向實難把握，股東配偶的身份認可存在很多未知。但至少股東配偶不用在與其配偶難以就股權事宜達成一致時，就只能面臨單一的放棄、接受貨幣折算這一被動局面。雖然，有關隱名股東的現行規范或解釋還有諸多不足，尤其在涉及身份重合時，股東配偶的權利保護尚無跡可尋，但應該說，“四要件”的意見征求，已在很大程度體現了司法圍繞公司制度公司治理發展的變化、也圍繞多種利益關系所做出的一種平衡和妥協。
當然，本文認知就更難周全股東配偶、股東配偶、股東、公司等多權利主體的利益格局，也非婚姻法與公司法相交織復雜問題上的終結，只是一個思考的角度，一個思考的開始。法律是否會對其投入關注，相關司法解釋是否會進一步剖析這些相對邊緣的話題，我們仍拭目以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