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五起，拿中遠兩灣城開第一刀，滬上開始了整治群租行動。第一時間，本地媒體對該行動予以了突出報道，中央各大媒體也對上海整治群租行動予以了關注。
一次地方范圍內的專項整治行動，能引起央媒的集體關注，從側面告訴人們一個事實：放在全國范圍內，大中小城市均受群租問題所困擾，差別只在于矛盾的突出程度。
群租帶來的最大問題是城市治安難度增大，群租者成分復雜，群租房易藏污納垢，日常治安管理形成死角，滋生各類違法違規活動。群租對居住者本身也帶來諸多安全隱患，極端的事例如前不久發生于本市松江區新育路的一處群租房失火慘劇，導致6個鮮活的生命在大火中喪生。
整治群租，除利于治安管理，還得到小區居民、物業管理、社區居委會的普遍支持。這涉及小區居民日常生活秩序維護，居委會與居民之間正常關系維系，物業管理和維修成本控制。此外，工商、城管、稅務等行政機構也是直接利益關聯方，若能遏制群租現象蔓延，利用群租制假、無證經營、非法傳銷等違法違規現象也會相應收斂一些。
由此所見，政府之所以下決心安排一次專項集中整治群租，符合城市社區有序運行的社會管理大目標，具有相當廣泛的民意基礎，早報對此也持贊許態度。
問題在于群租不可能一掃就了之。盡管我們能就群租弊大于利形成相當程度的社會共識，但卻不能回避整治之后怎么辦？是像舉不勝舉的各類專項整頓行動那樣，從此陷入“整治－反彈－再整治－再反彈”的泥淖，一次次被動應付，還是以此為契機，開始著手解決主要集中于本市服務行業的外來務工者(包括非本市戶籍卻選擇上海落腳地的剛參加工作的白領)的廉租房供給問題？
拿經濟學和社會學作為分析工具，任何一種正面或負面的社會現象，其形成或蔓延都不是孤立的。以群租現象之所以蔓延為例，最關鍵的一條，是有大量的市場需求存在。而且，隨著農村人口向城市轉移，隨著發展加快帶來的個體居住成本的大幅攀升，若沒有相應的廉租房供給出現，群租現象又何以能一掃了之？
針對外來務工單身人口為主的特定的“廉住”需求，是每座城市發展到一定階段后勢必要出現的市場現象。這樣的需求是典型的剛性需求。而且，需求的總盤子會越來越大。
對外來人口的“廉住”問題，以相同或相似的發展階段比較，各國碰到的問題大致有兩類：一類是大城市城郊普遍出現成片貧民窟。孟買、里約熱內盧、墨西哥城等，都屬于這種情形。建國前上海閘北區等地的大片棚戶區也屬這一類；另一類則是目前國內大中小城市都已不同程度出現的群租現象。
依據國情和市情，政府既不想出現貧民窟現象，也不希望看到群租現象繼續蔓延開來。那么，在采取整治行動治標的同時，就必須另想辦法。依早報評論員所察：辦法主要有三條：一是公交優先，加快發展網格化交通，同時像北京那樣大幅降低公交票價，使集中于中心城區的“廉住”需求向城區外圍轉移；二是將中心城區可以利用的舊廠房、舊倉庫加以集中改造，使之成為滿足最低居住要求的“廉住公寓”；三是在城區外圍興建成批的“廉住公寓”。
這三條說來容易做起來難。對城市管理者言，每一條都涉及魚和熊掌如何兼得的利益取舍。譬如，利用舊廠房、舊倉庫，土地的商業化開發就得先讓路，影響預算外財政收益。顯而易見，整治群租的背后，涉及城市公共政策的選擇，對政府而言，是又一個新挑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