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一些大城市的房價仍在上漲，廉租房建設成為關注焦點。然而，建設部日前公布，“70個地級以上城市尚未實施廉租住房制度”。
前不久，媒體曾開展過關于“經(jīng)濟適用房”的討論，一個基本判斷是：多年來“經(jīng)濟適用房”的實踐并不怎么成功。退一步說，即使“經(jīng)濟適用房”的運作機制十分完善，也只能滿足一部分中低收入家庭的需要；另一部分住房支付能力更低的家庭，則只能寄希望于廉租房。
關于加快廉租房建設問題，筆者并不擔心形不成政府以及社會的共識，而廉租房究竟由誰建、怎么建以及如何管，則是一個值得進一步討論的大問題。據(jù)報道：2005年初廣州市開始實行新的廉租房政策，從補“磚頭”轉變?yōu)檠a“人頭”，也就是說，政府不再忙碌于建房子，而是實施以“租賃住房補貼”為主的方式；而鄭重承諾2008年全面解決無房困難家庭住房問題的岳陽市政府走的是另一條路：由市房地局多管齊下籌集資金，爭取將廉租房建設專項資金納入政府財政預算。僅2004年市財政就撥款741萬元，住房公積金增值部分、直管公房出售后的部分凈歸集資金以及已建成的廉租房在實際經(jīng)營過程中所得的收益，也劃歸廉租房建設資金。
應該說，以上兩種模式都有其客觀合理性，但筆者更贊成后者。這其中，也許包含著一個重要的“理論”問題：在廉租房建設和管理問題上，地方政府是否應成為“主角”？
在補“人頭”模式中，政府顯然算不上主角。因為廉租房建多少、建成什么樣、怎么建、租金怎么定等等，實際上并不由政府主導而是由市場主導，實際上由開發(fā)商主導。而政府在其中所充當?shù)模瑑H僅是一個“配角”，例如負責核定哪些家庭有資格住廉租房、向他們發(fā)放租金補貼等等。問題是，“市潮的弊病常常是難以避免的、嚴重的，而誰都知道，眼下房地產(chǎn)市場的弊端尤甚。
廉租房建設主要采取市場化操作，其中可擔心的問題不少。建房“主體”的角色定位決定其價值取向，開發(fā)商的唯一目標是賺取市場利潤，這與廉租房本身所承載的社會功能顯然是相悖的。這種相悖性，會從以下具體的方面表現(xiàn)出來：其一，廉租房的關鍵是“廉價”，而租金之“廉”取決于建房成本之“廉”。假如由某一個或幾個開發(fā)商負責建廉租房，不太可能實現(xiàn)建房成本的低廉。這是因為：他們在選擇地塊、確定戶型、選擇建材等方面，都難免受客觀條件制約。尤其在形成“規(guī)模經(jīng)濟”方面，存在天然缺陷。換個角度說，假如他們建廉租房賺錢太少乃至不賺錢，其積極性將無法保證和持久。最后導致的結果可以想見：廉租房租金根本做不到“廉”。
廉租房租金畸高，只能意味著政府向廉租戶發(fā)放補貼數(shù)量的增加。也就是說，政府多補貼的那部分，實際上系由開發(fā)商的利潤拉動所形成。如果說開發(fā)商建廉租房也能象建商品房一樣獲取暴利，那么結果只能是：逼著政府暴“貼”。政府手里的錢是納稅人的供奉，一方面，這是寶貴的財政資源的巨大浪費；另一方面，也是一種新的不公平。任何地方政府的財力都是有限的，用于補貼廉租戶的資金則更有限。如此一來，要么補貼標準過低，致使特困戶仍沒能力支付租金；要么縮小受惠面，致使本應住上廉租房的人無機會享受該項重要的福利。
假如政府能充任廉租房建設以及管理的主角，情形定會大不不同：其一，從總量控制、規(guī)劃審批、戶型設計、土地征用、材料節(jié)約、環(huán)境保護，其操控權均“一條龍”地掌握在政府手中，不僅可保證廉租房建設運作與其社會功能的一致性，避免某些運行環(huán)節(jié)乃至指導思想的偏離甚至“異化”，還可有效整合資源，大大提高辦事速度、運作效率和效益。其二，廉租房的“建”與“管”是兩個不同的領域，假如能實現(xiàn)“一體化”，可有效防止某些“脫節(jié)”、“真空”現(xiàn)象，一方面可防止因“信息不對稱”、相互扯皮造成的低效率和資源浪費；另一方面，在管理制度完善的前提下，比市場化運作模式更容易防止腐敗。
